社企應釐清法律註冊制度

社企應釐清法律註冊制度

作者：馮禮健 （Sammy Fung)

2015年2月17日刊於《信報》

社會企業近年在香港發展迅速，其經營理念亦頗受市民大眾的支持。概括而言，「社會企業」指的是一個用商業模式來解決某些社會問題的組織，例如提供具社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的產品或服務、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、採購弱勢或邊緣族群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等。其組織可以私人公司或非牟利組織的法律形態存在，並且有收入與盈餘，而其盈餘應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本身，繼續解決該社會或環境問題，而非為出資人或擁有者謀取最大的利益。

在香港，社會企業暫時沒有一種固定的法律形式。由於本地的社會企業的規模及市場份額並不是很大，而社企的發展還是在非常初步的階段，香港政府暫時無意為社會企業創立一種特定的法律形式及註冊制度。

非為股東利益最大化

可是，本地社會企業產品及服務五花八門，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統計，直至2014年末，全港總共有368間社會企業，其中八成是由非牟利組織或社會服務團體去開辦，剩下兩成就是以私人公司的模式營運。現時香港沒有相關的社會企業法律，亦沒有註冊制度，市民大眾難以辨別社企和普通企業的分別，導致社企發展出現阻滯。例如很多商業機構不了解社企，所以未必願意與他們合作，邀請他們提供服務或產品。另外，社企成立年資較短，沒有一個所謂的業績記錄，向銀行貸款的時候，就會有一定困難。

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指出，社會企業面臨六項問題：一、缺乏被廣泛接受的定義；二、無論在國家或國際層級，皆很難獲得有關社會企業統計資料；三、社會企業仍是快速變動的領域，相關研究仍屬萌芽階段；四、此種新類型的企業，缺乏適當的合法形式；五、政府補助政策相當模糊，變動性很大，在詳細評估後，需要再重新設計一個取得公共支援的架構；六、與營利部門互動欠缺佐證資料。

社會企業一詞內涵為何？換言之，該如何界定社會企業的定義與特質？若社會企業一詞欠缺系統性概念分析時，遑論探索其可能貢獻與未來發展性。

社會企業同時追求商業與社會目標並存，如英國政府2006年發表的《社會企業策略》中指出，社企主要目標以商業模式解決某些社會問題，其盈利應大部分留在企業，作為將來投資用途，以解決社會問題，而不是為其股東利益最大化。

簡單來說，社企是同時進行牟利與非牟利的活動，儼然是一種混合非牟利組織與私人公司的個體，其管治組織架構、人員需求配備及與持份者的關係管理，均有其非常強的獨特性。在香港現存的法律註冊制度下，大部分社會企業是由非牟利機構或社會服務團體開辦，而小部分就是以私人公司的模式經營。

非牟利組織在香港存在已久，市民大眾頗為信任。但是，社企以私人公司形式來營運，就有可能出現標籤及信心問題，例如，普羅大眾怎樣識別社會企業和一般企業？股東權力怎樣界定？股息分配與再投資的比例是多少？董事會怎麼組成？怎樣確保社企的商業與社會目標同時達到？怎樣/需不需要對不同持份者及公眾問責交代等等。

筆者曾提供顧問服務給一家新成立的社企企業，由於社企具有慈善性質，所以筆者只收了他們象徵式的費用，而他們亦同時招收了很多來自社會各界的義工，協助他們營運。大約一年之後，這家社企的負責人向筆者透露，有鑑他們的生意已經上了軌道，其股東們不想外界再標籤他們為社企或慈善機構，而是一家普通的私人企業。當時，筆者真有被騙的感覺，他們其實是利用「社企」標籤作為幌子，調動了社會資源！所以，我們有必要為香港的社會企業設立一種特定的法律形式及註冊制度，以加強市民大眾信心，防止有人魚目混珠，渾水摸魚。再者，為社企定下法律定義及形式，也可方便政府支援社企，加大撥款及資助。另一方面，社企董事及管理人員的法律責任可以更加清楚界定，公司治理得以加強。

宜參考外國經驗

香港政府可以參考外國經驗，為社企制訂清晰法律定義和註冊制度。例如，英國議會在2004年通過設立社會公益公司（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）類別，為社企度身訂造法律地位，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與法律都有相應的標準和要求，具體包括三個方面：第一，社企必須符合公眾利益驗證標準，並由一個具有公正立場的人來評定公司活動是否以社會利益出發；第二，社企要有資產鎖定政策，如果企業用公司名義去買了一些物業或者其他資產，其擁有權是不可以轉移到任何一個股東名下；第三就是關於紅利或股息分配的上限，若社會企業盈利，它不可以分超過某個百分比的利潤給股東或者投資者。以上三點都是外國對社會企業的立法經常觸及的地方。

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